王学典: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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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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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适应新时代新要求,认真把握学员管理与党性教育规律;如何进一步聚焦党性教育主业主责,坚持以党性教育统领学习管理、组织管理和生活管理,已经成为新时代办什么样的党校、怎样办好党校所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中央党校进修部召开了由部分省、市级党校代表参加的“学员管理与党性教育”研讨会。本书由该研讨会精选出的55篇会议论文编辑而成,对如何开展学员管理和党性教育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既有对当前党校学员管理工作存在问题的反思、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针对性措施,也有对党校教育思路和体制机制的思考,是一部提升党校学员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的佳作,对党校学员管理及党性教育工作颇具指导意义。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于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一定阶段保持相对稳定的石油价格,是人们的普遍期待。(本报开罗6月7日电)《人民日报》(2018年06月08日21版)(责编:施麟、贺迎春)原标题:哈尔滨存在非法倾倒危废问题本报北京6月7日电(记者寇江泽)日前,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突击检查黑龙江哈尔滨市松北区小月亮湾垃圾堆存场,发现该堆存场存在非法大量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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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节日里唱村歌,品村史,读家训,已成为渭南白水县广袤乡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村歌不但唱出了新面貌,也唱出了精气神。现在生活好了,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唱村歌其实就是颂党恩。”四河村合唱队队员刘保合说。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更要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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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员工则透露,现在只有3号车间正常生产,其他车间都停了。员工放假,只能听通知安排上班。员工在微博上抱怨银隆放假银隆电池厂区大门北侧,本来用于停放汽车和三轮车的场地,在员工大量减少后,二轮车“鸠占鹊巢”当地时间6月7日,在千呼万唤中,谷歌终于通过官方博客发布了关于使用人工智能(AI)的七项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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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研究员贾亚童指出,百强房企市占率持续提升,内部结构延续分化,各梯队内部市占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轻工业中心,其钟表、玩具、电子等“香港制造”的产品风靡世界,工业产值最高峰时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30%,近一半就业人口从事制造业;即便到了2008年,香港工业企业在珠三角地区的雇工人数也曾达1000万人。  现实情况却显得十分“萧瑟”,经历近30年生产线持续迁离后的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到2017年只剩95500人,仅占香港就业总人数的%,而占本地GDP的比重则大幅下滑至%。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就连香港厂商在珠三角地区的雇工规模也锐减至400万—500万人了。  香港服装业的例子很是典型。

  本赛季,作为申花队长的莫雷诺出场17次为球队贡献了6球3助的不俗表现。也正是因为状态出色,他也成功在哥伦比亚国家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职业球员,谁都渴望能参加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盛事,莫雷诺自然也不例外。今年冬窗他曾就险些为了世界杯梦想而选择离开申花租借回国内联赛踢球,但在权衡再三之后,他还是决定留在申花继续征战中超。正是因为考虑到莫雷诺此前如此有情有义的牺牲,申花才会忍痛选择提前放其回国为世界杯资格进行最后的冲刺。

  但郎酒发现天宝洞的秘密,则在1969年的春天,当时的酒厂会计邹昭贵上山采药为母治病时偶然发现的。作为会计,他初始认为这个山洞可以作为仓库,给厂里省一笔钱。1970年代初,郎酒正式启用该洞,并命名为天宝洞,把恢复生产以来的老酒存入洞中,后来他们又在天宝洞下方又发现了地宝洞。天宝洞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藏酒洞天福地,每一瓶郎酒都是在历经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的淬炼之后,来到这里完成它们最为静笃的一段修行。

  二、主要做法1深入调研、精心谋划。河南省委统战部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和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一道,先后深入全省18个省辖市,99个新型农村社区和企业进行调研,全面了解社区建设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动员21家企业参与“同心共建、企地共赢”活动,与企业协商把助推重点放在帮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21家企业积极响应统一战线倡议,鼎力支持,承诺投入共建资金405亿元,积极参与全省统一战线开展活动。2周密组织、全面启动。

  作为拥有公权力的党的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这是共产党人党性强的重要体现。

受访人:王学典(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主编)采访人:邓啸林赵唱杨红霞张玉蕾提问:最近中国历史学出现了很多层出不穷的新史学门类: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环境史、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解释学、公共史学、口述史学等,前不久在南京开了一个纪念《新史学》创刊十周年的会,声势浩大;在苏州开了一个内亚与华南对话的会,意义显著。

在您看来,这些新史学门类对传统历史学来说,是机遇?是挑战?还是反叛?您具体是怎样认为的?甘阳先生在第九届北京大学通识课讲习班上讲,他有个感受,就是近几年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有一个质的飞跃,上了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非常难),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感受非常明显,对此您是怎样认为的?一、中国史在西方的过往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个人感觉叫中国史在西方最近的历史学界老是在打旗帜,今天你打一面明天他打一面。

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关注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西方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另一个大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中国的学术必须走一条本土化的道路,我感觉这个问题似乎比上面那些旗帜都更重要。

从20世纪开始到21世纪之前,我们一直跟着西方走。 西方史学的大规模传入并在中国史内部引起反响,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史学事件。

我觉得从甲午战争开始,整个二十世纪,多数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自豪,被日本人打败了。 从这开始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自信,中国的学术也完全丧失了自信。

我们发现儒家学说、中国的传统学术所支撑的国家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问题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的学说有问题,学术有问题,主张有问题,原来的思想有问题?因此,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开启。 我对此后史学界的变化做了一个自己的概括。 我认为20世纪之前或者1894年之前,是中国史在中国,换句话说,那时中国史的编撰当中没有任何外来的成分,比如二十四史,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价值观在支配二十四史的编纂,是没有任何外来成分做参照的历史编纂。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外面有一个成体系的东西,甚至还不知道有自由主义。 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二十四史编纂的基本价值标准,我们完全按照这个价值标准来做,我们描述的是本土的历史,价值标准也是本土的,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中国史在中国,没有任何外来参照。

然后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个人感觉开始了中国史在西方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完全跟着西方的路子来走,我认为从20世纪一直到现在,影响中国史学的五个国家:第一是日本,在1900年前后甲午海战失败后,我们完全跟着日本走。 第二是德国,我们完全跟着德国走,兰克学派对史语所学术道路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 第三是苏联,1949年之后我们完全跟着苏联走,莫斯科的史学家是最高权威,你看古史分期讨论时,莫斯科的历史学家们怎么说,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怎么说,我们的说法和莫斯科的历史学家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是跟着走的。

第四,文革结束之后,第一个影响中国的是法国年鉴学派。 我们跟着法国年鉴学派走,讲社会史、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长时段。 第五,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史学界一直在跟着美国的中国学走。

二、改革开放后的史学趋势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三大史学事件:中国史学对外开放、国学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边缘化中国史学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在众多变化中,我认为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史学可以叫泛政治化史学,史学的泛政治化是由社会决定的,整个社会都是政治化,史学就是社会的折射。

现在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史学不能不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有最重要的三大史学事件,这三大事件无论怎么估计我觉得都不过分。

其中一个是中国史学的对外开放。 西方史学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难以想象。

像你们(90后)这一代也许感受不强,像我那一代感受太强烈,之前你根本看不到前方的路,根本找不到另外的参照,所以文革之后打开国门的一大收获(当然打开国门也有它的弊端局限,那个我们另外再谈),是西方史学的涌入。 你首先得认路,首先得熟悉,首先得找你的参照,西方史学的涌入或者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今天我们可以同步阅读到西方最新出版的著作,但是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可能,我在那个时代读过一本书,叫《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是苏联史学家写的,里边大量批判年鉴学派,说它是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西方史学已经不行了,就像我们认为西方社会不行了是一样的。

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们,就是认为西方社会穷途末路,西方的政治、经济都穷途末路,西方的史学也穷途末路。 打开国门我们一看完全不是这样,开放的影响、刺激和激发日益彰显。 今天我们和西方世界已经同步而行,西方最新出版的我们都能读到,没有时间差,八十年代的时间差有,90年代也有一点时间差,新世纪之后时间差在变小,到了今天没有时间差,西方的最新的,我们都能分享到,这个是最大的进步。 搞历史研究必须有足够的资源,而其中一个资源就是理论参照资源,我在看甲的时候不看乙,能行吗?我在看中国文明的时候,不去其他文明看看,就无法认识到中国文明的真实性。 没有比较、参照,没有借鉴,没有另外的东西,你是无法来认清你自己的。 所以我认为西方史学的大规模地涌入,对中国史学进行了结构性改造,造成了今天的史学局面,以至于让我觉得都有点过分了。

西方史学吸引了大家都跟着他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首先你得让跟着走,有问题,然后再解决,不能因为他过分了就重新关上大门,那不行,那结果更坏,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史学事件。

我觉得第二个大的史学事件是国学的复兴,这一点直到今天看,怎么估计都没错。

因为国学复兴带来的是一个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式的回归,历史考据比如文献学,我们儒学院最重要的一块是文献学,而文献学基本的作业方式是考据学的方式。 乾嘉学派的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国学的复兴将带动中国传统学术的回归,这是今天影响我们整个学界生态的事件。